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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文化·读书】《我的百科人生》出版|百岁国匠吴良镛亲述传奇人生

2022-08-09 14:54:05        来源:奔流新闻

2022年,吴良镛先生满100周岁。

在吴良镛先生百岁寿辰之际,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百科人生》,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极富传奇色彩的百年人生。

1922年农历五月初七,吴良镛先生出生于南京,于暮色江南中度过幼年时期,又在战火中辗转求学、参军、立志报国;经梁思成先生推荐,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书育人、提携后辈;在国际上用实力争取学术话语权,成为第一个获得“世界人居奖”的中国人;在建筑、规划、园林设计实践中,始终关注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最终融汇多学科智慧,创建了人居环境科学。

学莫便乎近其人。在《我的百科人生》一书中,吴良镛先生更以深情笔触真实记录了与梁思成、林徽因、沙里宁、李约瑟等前辈学人的交往,还夹叙了受宗白华、徐悲鸿、顾颉刚等良师的点滴启发,以及好友医学专家吴阶平、数学家冯康的科学精神。

创一门学说,育三千桃李,谋万家人居。吴良镛先生治学育人七十余载,既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三朝元老,又是集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巨匠。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奠基人,吴良镛先生的百年人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的人居事业。

“我虽已近百岁,仍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随着年龄日增,必然有些事情由于体力不及等原因已经做不了,但是依然觉得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时代,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和激情,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愿与广大青年学人一道共勉!”吴良镛先生在书中这样写道。

●人物介绍:吴良镛

1922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创建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运用这一理论,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获世界人居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以及美、法、俄等多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2012年,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2021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相关链接

单霁翔所著《国匠吴良镛》出版

单霁翔的《国匠吴良镛》于2022年6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通过介绍吴良镛院士的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其参与规划设计的经历,其提出的广义建筑学和有机更新理论,其创立的人居环境科学,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吴良镛院士70多年来在教书育人、建筑设计、科学研究、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经历和杰出成就,展现了其国匠精神和始终不渝的学术信仰。

●人物介绍:单霁翔

研究馆员、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精彩书摘

《我的百科人生》第一章求学·大学学习(节选)

1940年,我要高中毕业了。大学入学考试在7月25日至27日3天。考试最后一天,我记得天气很不好,考完试很累,我躺下来就睡着了。没多久,警报响了,我们急忙往蟠龙山下的防空洞躲避。刚入洞,就地动山摇,防空洞里面碎石掉落。等一两个小时后,出了防空洞,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整个城市漫天大火,近半个合川城都在燃烧。听说学生被炸死了两人,国文教员戴劲沉和他儿子都被炸死。夜里,从蟠龙山远瞰,大火一直不灭,远远传来街道上狗哭似的呜咽、号叫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这种悲惨情景让我永远难忘。我至今一想到这一幕,就感觉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幸好第二天清晨下雨将大火浇灭,繁华的小城半边被毁了,我难受得不得了。几天后我 离开了合川,去北碚小学我姨母处。

两个月之后,同学告诉我,我考取了中央大学。我就离开北碚到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寄居在一位任分校图书馆馆员的亲友蔡先生居住的阁楼上。这时还有一两个月才开学,正好可以在图书馆中随便翻书。当时宗白华为了避日本飞机,住在柏溪对岸。有次他差人挑一箩筐书籍来还书,又按书单另借一箩筐回去。我瞄了一眼,多为美术、历史类书籍。我当时心想,原来大学教授是这样看书的。这是我即将跨进大学之门时获得的第一印象,也是读书教育。

1940年至1944年,我在中央大学读了三年半书。1940年至1941 年,我在柏溪校区。校区在重庆西南几十里,是分校,大一的学生集中在这里。校址在嘉陵江边,有溪水从山坡上流下来,汇入嘉陵江。我们常常顺水边的石级过桥,台地上就是分校校舍,环境很美。1941年我大学二年级,迁往沙坪坝校本部,校址在重庆大学旁边。学校有一个山包,山包由环形路围绕,教学楼部分面向嘉陵江,宿舍靠近小龙坎。后来中央大学改名,变成了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的时候,原来国立二中的校长孙为霆转任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主任,所以我对人文环境一点都不陌生。

大学第一年不分科。后来分专业,我选择了建筑系。这跟当时合川被轰炸、城市受毁坏有关系。那时候建筑系教育接受的是巴黎美术学院 Beaux-Arts(布扎)的模式,学西方古典。第一学期要学画法几何、阴影透视,要学建筑初步,还有些其他课。第二学期是建筑初步设计,还有语文、英语等其他公共课程和选修课程。那时候的中央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不少知名教授,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去听讲演。

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也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又在中央大学当了10年校长。我听过他的讲演,印象很深。他哑嗓子,讲演很动人,年轻的学生听了为之动情。他的文章写得也好,所创作的《玉门出塞歌》颇能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我在大学二年级时读过他的新书《新人生观》。

学校有文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在成都)、艺术学院等。每个学院、每个系都有知名教授,这些教授定时被邀请做专题讲演。那个时期,重庆一度比较安定,文化人很活跃。讲演有比较正规的,如沙磁区学术讲演会,也有社团举办的。有一个社团秀野社,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背景,出头露面的有一位名叫庞增廉,仿佛是一个公子哥,估计背后还有能人。学生会当然是国民党“三青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基地。各种思想比较活跃,左、中、右都有。左的,郭沫若那时候刚写了《屈原》,就在学校讲《屈原》,仿佛自己是屈原的化身,讲话的潜台词皆有所指;中的,写《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章回体小说家张恨水;右的,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是“大笔杆子”。朱自清也来讲过,学生好奇心强,我还 专门追赶观望他的“背影”。

学校外表很平静,实际上不免受到政治的左右,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前后换了5个校长,罗家伦、顾孟余、蒋介石、顾毓琇、吴有训。我记得同学们挽留过罗家伦, 挽留过顾孟余,事实是反对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教育的控制。

当时的教师很贫困,听说有两位相邻而居的文理学院教授因为碰破一个水缸就吵起来。蒋介石当校长时似乎意识到教师太穷困了,就给教师补发点津贴,还为每个学生发了一套军棉衣。尽管贫困,但学术氛围还是很活跃,有很好的图书馆,查资料方便,我有一篇论文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写的。

从沙坪坝到嘉陵江中渡口的坡上,可以说是生活服务中心,有一些茶馆,也有卖小吃面点的。学生那时候没有地方可逗留,就泡茶馆。茶馆成为学生、老师唯一的公共空间,又变成交流学术的地方。那时候没有什么学科的概念,是“茶馆文化”。探讨文学、 历史、哲学,大家都感兴趣。没有家眷的老师课余无处可去,整天在茶馆休息,一直到晚上才回去睡觉。老师常常跟学生聊天,学生之间也经常讨论。杨廷宝偶尔也来,还在茶馆边买红薯佐餐。

这样的学校,这么多的学院,想听什么听什么,特别是自己有兴趣的学科,当然也就带来了学习的便利,营造了一定的活跃氛围。我就听到过顾颉刚的讲课,观赏过文史学家、书法家胡小石每日清晨挥毫(他儿子胡令闻也在中央大学,跟我很熟),也听过他讲书法史、书法的要义,讲用笔、结体、布白的要诀,这对我学习书法乃至建筑构图都有启发。李剑晨曾请他的河南老乡董作宾来讲他的甲骨文研究。还有唐圭璋讲词学,孙为霆(吴梅的弟子)讲曲选。

最诱人的是艺术系,第一年名义上是徐悲鸿任系主任。这时期他到印度等地访问去了,吕斯百代理系主任,他也是油画家,吴作人、傅抱石都在。那时候傅抱石还没有盛名,但是很勤奋,三年内连开过两次画展,山水、人物、题字、篆刻都令人刮目相看。从那时候起我对他就很崇敬。中央大学艺术系老师上课,爱好艺术的学生们常混进去看,我看过吴作人在评论学生作业时的即兴表演。他勾勒人体极为准确,线条之漂亮,让人神往不已。我记得我曾在路边写生吕斯百所住的村庄,正好吕斯百路过,开始他站在我身后未打搅我,后来拿起我的画看,夸了几句,给我很大的鼓励。

沙坪坝对面的磐溪,有流水,有四时运作的木制水车,别有一番意境。这地方很幽静,周围还发现了汉阙。徐悲鸿从海外归来,在此不远处办了个美术研究院,李剑晨老师带我去探访他。屋子宽敞,陈列有很多名画,里面有齐白石等人名作。那时候知道齐白石的人还不多,徐先生自称是他早年在北平发现了齐白石。

艺术专科学校也一度搬到磐溪。校长陈之佛,擅画花鸟,兼长工艺美术。当时重庆的艺术界盛极一时,张大千从敦煌归来就办过一次画展,常书鸿从法国归来去敦煌前,也办过画展,我都去看了。1945年4月至5月间,我从滇西归来,在重庆观看了李可染的第一次画展。在1978年我认识他后,告诉他我早在1945年在重庆上大学时就看过他的画展,他非常高兴,因为那次画展已经很少人向他提起了。他连声道:“我相信你真是艺术爱好者。” (作者于1944年被征调到滇西参加抗日远征军,任译员。这段经历详见本书第三章。)

建筑与艺术对我来说可谓是两种并行的学习,可从两种专业修养中受益。而这种并行的学习可以说是从中央大学一年级自分校返回主校区开始的,一方面是受美好的自然环境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受艺术系课程与氛围的感染。建筑系还有其他的课程,建筑结构是土木系的老师讲。一位很有名的工程师曾狠狠批评建筑系学生对建筑结构不重视。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用语过于生硬,听起来很刺耳,没有起到正面效果,反而引起学生的反感。

我爱好庭园,选了关于庭园的课。那时候中央大学园艺系有一位教授毛宗良,是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声望很高,对观赏植物很精通。当时听课所得我至今还记得一些,感觉这门学科里也有大学问。那时的沙坪坝可谓人文荟萃,教授中各种思想派别都有。如马寅初在重庆大学讲演,骂孔家、宋家,用手一划,意思说都要除掉。后来他失踪了,据说被关在贵阳,为此,学生们还特别建造了寅初亭纪念他。还有很有名的、从英国牛津大学回来的学者杨宪益,办了一个壁报,名“小中大”,专门讽刺时弊,用英文讽刺过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我后来从叶仲玑教授处得知,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还在南开中学秘密地做过讲演,他去听过。总的来说,中央大学在政治上不活跃,不能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比(该校向来有优秀传统,并且当时有云南地方政治力量“云南王”龙云的支持)。

我在中央大学主要潜心建筑专业的学习,重视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建筑艺术、 表现技巧,热爱中国文化。那时候建筑系的教师也很出色,我听说来校之前有一次学潮,原来的系主任被请走了(校友刘光华对此有详细的回忆)。老师们生活贫困,也难以好好教书。设计课主要教师谭垣教授想到上海去。他的普通话不好,平时讲话英文夹中文,生活困难重重。想离开的老师不乏其人。1940 年,教建筑历史的鲍鼎教授接任系主任,重整建筑系,请来杨廷宝,留住了谭垣,留下了刚回国教书的徐中,并请杨廷宝写信给刘敦桢,请他从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回到中央大学,还请来当时在艺专任教务长的著名水彩画家李剑晨等,建筑系教师阵容大变,盛极一时。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受益者。

建筑设计教学采取巴黎美术学院体系。导师带几个学生,一般五六个人不等。每组都有几个教师,各教各的组,设计题目如博物馆大门等,最后请开业的建筑师如哈雄文、陆谦受、黄家骅、汪定曾等一起评图。平时客客气气的老师评图时要为自己的学生争名次,像小孩子一样。作为学生,关注点并不在名次,而是看哪一个方案被评价为最好,为什么最好,自己的方案在哪方面失策。

评委杨廷宝、陆谦受是最受学生敬仰的人物。陆谦受曾设计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抗战胜利后同学们曾去该楼探访他。他的工作书籍、杂志多得令人羡慕。杨廷宝当时还经营着基泰事务所,周六过来走一圈,看看图,再回到远郊歌乐山寓所,周一下山再来一次,看完学生作业就进城,每次时间都很短,学生都要很认真地听他对设计作业的评定。学生们周六、周日还要加紧画图,非常紧张。这批学生中的杰出者如后来的戴念慈、郑孝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重庆大学建筑系的陈伯齐、夏昌世、龙庆忠,他们都有留德或留日的背景,在中央大学兼课或讲演,后来去了华南理工大学,我都奉之为师。

文奔流新闻记者 雷媛 荆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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