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色彩艳丽纯正。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这只釉里红高足杯，堪称元代釉里红的代表作。

虽说釉里红是陶瓷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创烧于元代，但元代釉里红的烧造仍处于初级阶段，直到元代晚期、明洪武以后，釉里红才形成风格，至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才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因铜红原料在烧成过程中极不稳定，在元代釉里红瓷器中，鲜有鲜红艳丽的色调。故宫所藏一件元釉里红内外绘画缠枝牡丹、菊花纹大碗，釉色鲜红，堪称难得的杰作。据考证，元代至今的釉里红瓷器传世不足百件。

中国人尚红。几千年来，那氤氲着秦汉气息、延续着唐宋遗风的色彩，也是龙的传人生生不息的文化图腾。矾红、胭脂水、珊瑚红、霁红、钧红、豇豆红……历代能工巧匠不断探索，只为那孜孜以求的一抹红。然在瓷器上烧制红色釉，有“千窑一宝，十窑九不成”之说，因此每一种红釉的问世，都是智慧与美貌并存，是科技与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釉里红与青花瓷同属釉下彩，然而青花瓷广为人知，釉里红则因历代出土少，养在深闺人未识。

《景德镇陶录》中有关釉里红的记载：“釉里红，窑彩也，千窑一宝”。釉里红被誉为瓷中贵族。

（二）

釉里红被誉为瓷中贵族是有原因的。

我们所看到的红色，是以铜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瓷器烧造时需要一种环境，专业术语叫“气氛”，瓷器都是在某种气氛中烧成的。一般来说气氛就是两种:一种是氧化，一种是还原。简单来说，就是炉子开着火门，有充分的氧气进去，就叫氧化气氛，而关着窑门，闷着火，就称为还原气氛。釉里红简单说它是闷着火烧成的。温度稍高或稍低，立刻就会失败，颜色变黑或成浅红，很难达到预期的一抹艳红。在当今，控制窑温并非难事，但在釉里红创烧的元代，没有任何温度计的助力下，仅凭窑工肉眼判断温差，那是相当困难的事。

或许每一件稀世陶瓷的问世，都与窑工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关。釉里红陶瓷的创造发明，源于一个偶然的巧合。

传说元代景德镇，有个姓赵的窑工，对烧瓷情有独钟，有一手好本事，又肯钻研，大家都称他“赵全能”。穷苦的赵全能为了发明创造，险些卖掉自己女儿，就在举债搞发明的最后关头，两枚铜钱救了他们一家。两枚铜钱无意中掉进瓷窑，令赵全能恍然大悟，原来，“铜”可以作为画瓷的颜料。釉里红的成功问世，与同时期的元青花相互媲美，后世又有了青花釉里红结合的创造发明。

一个传说，姑且听之。然而从故事可见，釉里红在当时的烧造遇到重重阻碍，生产成本之高，废品率之高可以想见。所以，物以稀为贵，传世品稀有，就让釉里红瓷器显得更加身份高贵。

（三）

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

据说与蒙古人的生活习俗有关。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称：“高足杯适用于蒙人善骑喜饮的习俗，最初为马上饮酒而制（所以高足杯又称马上杯），后来也称靶杯，可以摆放果实。”高足杯大量出现，是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开始的，最初作为蒙古人的饮酒器具，成为元瓷中的特色典型。元瓷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更多地融入了草原民族的独特风格，都体现出蒙汉文化不断的渗透与融合。

据专家考证，藏于甘肃博物馆的这件釉里红高足杯应是元代晚期烧造而成。它的把柄很有特点，杯柄的足端转折外撇半部分下降至柄底部，两道竹节饰非常隐蔽，几乎很难引起人们注意，除非上手才能感觉到竹节饰的存在。

这件釉里红高足杯无论是色泽还是整器的精致程度，都可谓十分罕见。

（四）

如此罕见的釉里红高足杯缘何出自汪氏家族墓的陪葬呢？

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地约建于蒙古乃马真后癸卯年（1243），止于明万历丙辰年（1616），历经14代，计三百七十余载。葬有元代开国功勋陇右王汪世显及其子孙200余人，陇右汪氏家族自唐宋以来“袭越国公十二世”，一家“为官者一百八十余人”，著名的有“三王十国公”，3位驸马，文官中三品以上15人，翰林学士12人，武官16 人，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出土如国宝玻璃莲花托盏、宋代官窑粉青釉葵口长颈多棱瓶、定窑白釉刻花折腹洗等国内少见的文物精品，成为研究元明历史时期西北民风民俗的珍贵史料。

从出土的文物可见，汪氏家族地位显赫，族人极好收集经书古玩，曾建“万卷楼”，收藏图书、琴、剑、砚、珍玩，皆稀世珍宝，那么这件釉里红高足杯无论是君王赏赐，抑或是公主陪嫁，最终流转于汪氏贵族之手，不可谓物归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