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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敦煌·悦读】《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出版

2022-08-30 14:44:28        来源:

日前,一本叙写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段文杰先生献身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的人物传记——《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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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敦煌,除了那震撼人心的千年文化,敦煌守护者们的故事更是无不令人敬佩。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作为敦煌莫高窟第二代守护人、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学专家、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先生,在此也留下了值得被铭记的敦煌往事。

《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一书由段文杰先生独子、甘肃画院原副院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段兼善,历时多年,通过翻阅大量文献、收集众多资料、整理父亲相关往来书信写作而成的著作。全书分为九章,以质朴的文字将段文杰先生一生绘梦敦煌的经历娓娓道来,展现了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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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除段兼善绘制的20余幅勾连起他的父亲段文杰先生敦煌人生的绘画作品之外,全书还契合文字叙述,编入了50多幅段文杰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壁画临摹,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建初始阶段,就是作为美术组负责人的段先生承担的主要任务,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受命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期间的重要工作,是他对保护、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的重要贡献。尽管其他出版物也印行过段先生大量的临摹作品,但鉴于该书第二章详细叙写壁画临摹的内容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所附大多数的临摹画绘于1946—1955年间,叙述创作背景生动翔实,文图相映生辉,不仅成为敦煌研究院院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敦煌艺术研究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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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一章 心驰神往 寻梦千里赴敦煌  (节选)

“大漠孤烟的诱惑,声声驼铃的召唤,让我在千里之外的兰州坐立不安,甚至有时在想:难道我如此虔诚执着依然与敦煌无缘?我不信!”

1942年,父亲在重庆参观了由西北文物考察团的王子云一行举办的“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画展介绍了敦煌艺术的风貌和西北人民的淳朴风情,给父亲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当时还有一位四川画家张大千,他于1942年带着子侄和门人长途跋涉到敦煌莫高窟实地临摹壁画,1944年,他将摹本带回四川成都举办展览,后又到重庆举办展览。“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展出的地点是上清寺的中央图书馆,由当时的教育部主办。父亲听说后专门买票赶去参观。整个展览大约有200幅画,都装在木框里,作品大多是佛像、菩萨像及供养人像,还有些佛教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以及一些藻井图案。

这些临本色彩艳丽,线描秀美,同明清以来流行的人物画大不一样。看了王子云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父亲初步领略了敦煌艺术的风貌,同时他还听说莫高窟有好几百个洞窟,壁画和彩塑的数量极多,王子云和张大千所临摹的壁画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那么其他壁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王子云、张大千的壁画临本与洞窟原作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吸引了父亲。从他们的临本和一些描述敦煌的文章看,敦煌无疑是一个中华民族造型艺术传统的巨大宝库。父亲是以学人物画为主的,他认为自己也应当到敦煌去作一番实地考察和研究,至少也应当去临摹一批壁画,学习一些新的方法,为己所用。于是他决定毕业后先去敦煌一趟,学习石窟艺术,以弥补自己在人物画方面的不足。父亲的想法得到国立艺专老师和同学的支持。陈之佛先生对父亲说:“现在已经有一些画家和学者到敦煌去了,常书鸿、董希文、潘絜兹、史岩、李浴、苏莹辉、乌密风都在那里,你去正是时候。对敦煌艺术传统深入研究,学以致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老校长林风眠先生也对父亲说:“我看过几张敦煌壁画的照片,这些壁画虽然很古老,却很有现代感,以后有机会我也要到敦煌去看一看。你立志要到敦煌去,这是很正确的选择。我在国外研究西方绘画多年,觉得仍然不能把中国的优秀传统丢掉,所以始终在做中西方艺术融合的尝试。”

毕业前夕,同学们举行了一次“艺术往何处去”的讨论会,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毕业后的打算。有几位同学如杨浩青、程艾舟和郭瑞昌,也表示毕业后要先到敦煌去一趟,大家就约好同行。父亲在国立艺专求学五年,先后历经了三位校长——吕凤子、陈之佛和潘天寿。父亲的毕业证就是潘天寿签发的。离开学校之前,父亲特地到潘天寿校长那里去辞行。潘天寿先生说:“搞艺术就是应该多走、多看,开阔眼限界。”并铺纸提笔书写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八个大字,赠父亲留念。几位先生和同学的鼓励,更坚定了父亲走向敦煌的决心。1945年7月,从国立艺专毕业的父亲,约了杨浩青、程艾舟、郭瑞昌三位同学,带着从同学王泽汉那里借来的一点路费,离开盘溪,从沙坪坝搭乘一辆拉货的卡车,向绵阳进发。行走了两天,到达家乡绵阳后,大伙儿在城里吃了午饭,此时恰巧有一个山东人开着货车要去剑阁,父亲和同学们便与司机商量,给他一些钱,请他把他们带到剑阁。时间紧迫,父亲来不及回丰谷井与家人告别,带着心中的内疚,登上了北上的货车。

几位同学在没有车篷的卡车上,挤在货物和行李之间,一路摇摇晃晃,心里暗暗祝告千万不要下雨。偏偏天公不作美,途中一场大雨,把他们浑身浇透。晚上到了旅馆,父亲打开随身携带的竹编箱子一看,一切都被淋湿了。潘天寿先生给他写的字也被雨水所毁,这让父亲非常痛心。次日乘坐的是一辆客车,大家不用担心下雨了,可没想到在路过阳平关附近一个叫庙台子的山坡时,汽车冲进路边一块秧田里,车身翻了个底朝天。父亲从车窗爬出,伸手把几位同学拉出来,所幸都无大碍。其他旅客中有人受了重伤,泡在水田里呻吟。父亲他们浑身裹着烂泥,在公路边等了两三个小时,公路局才来车把他们接走。当时四川和甘肃没有通火车,长途跋涉只能靠汽车,但汽车也不多,买汽车票极不容易。等了几天好不容易弄了几张汽车票,还不是直接到兰州的,只能走一站是一站。一路途经略阳、徽县、凤县、天水等地,这样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兰州。兰州是一座古城,并不太大,南依皋兰山,北临黄河,在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河岸边修了几条街道,没有高楼大厦,多是低矮平房,当时人口大约40万。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东部及南部的学校和人员迁移此地,还有一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来到这里。父亲他们到兰州时,已是8月中旬,恰逢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人投降。父亲和几位同学也和兰州市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兴奋得睡不着觉,闹腾了一夜。不久,一些机构和人员开始准备东归或南返。父亲当时正准备去敦煌,忽听传言说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撤销,现有人员都要离开那里。父亲很纳闷,好不容易成立起来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才一年多就要撤销,这么重要的民族艺术遗产以后就不保护、不研究了?

不久从敦煌来了几位画家,有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絜兹等。父亲向董希文了解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他说:“教育部是打算撤销,我们也不想待在那里了,要返回原来的地方。打算在兰州办个画展,筹措点路费。”父亲看了他的画展,有一些是临摹的壁画,有一些是对敦煌壁画技法加以变化后搞的创作,还有一些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其他几位画家也陆续在兰州开办画展,父亲便给他们帮帮忙,然后又一个个把他们送走。不久,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家来到兰州,父亲向常书鸿表达了要去敦煌的愿望。常书鸿说:“现在有人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去落实一下。我主张还是要办下去的,我去活动活动,如果继续办,我就回来。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你不如留在兰州等候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去敦煌。”听了常所长的话,父亲决定等一等。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即便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他一个人也要去一趟。而同学杨浩青、程艾舟、郭瑞昌听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看到敦煌的画家全部东归南下后,就改变了主意,准备回到南方去搞教育。他们的家人也正在给他们联系工作单位,还约父亲一同到南方去教书。但父亲认为,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到这边来,现在半途而废很不甘心,所以还是决定留下来等候消息。他送走几位同学后,独自留了下来。这期间他给陈之佛先生写信,请他在重庆那边打听一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否有望恢复,常书鸿是否可能回敦煌,希望陈先生来信告知。

为了生存,必须工作。经人介绍,父亲在兰州一个社会服务处找了份临时工作,给人家写职业介绍信,实际上就是个文书类的工作,借此挣点工资,养活自己。当时生活很艰苦,住的是集体宿舍,睡的是木板床,吃饭自己做,用水自己到黄河边去挑。父亲从小就很独立,他常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非好汉。”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把应做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社会服务处工作时,每天来要求介绍职业的失业工人、逃荒农民、失学青年都有十多位。父亲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但兰州就这么大,用人单位并不多,往往十天半个月也等不来一个雇主,多数求职者的愿望不能解决。看着求职者企盼的目光而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父亲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工作之余,父亲总要拿起笔练练基本功,以备到敦煌时绘画技艺不至生疏。当时社会服务处文化组有个姓朱的同事,见父亲画画很勤奋,画得也不错,就告诉父亲兰州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在办壁报,需要有画家帮画些插图,主要宣传讲究卫生的生活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等方面的内容,可能有稿酬。

父亲给他们画了几次壁报,果然拿到了一些稿酬,他便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绘画材料。听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人说,敦煌也有个新生活运动服务站,于是父亲提出申请,要求到敦煌服务站工作,这样就可以经常去莫高窟看壁画。经联系,那边回答说,去住一段时间可以,但没有长期工作的名额。父亲想,能去住上一段时间,先看看敦煌艺术也很好,后一步的事情再说。正在联系中,忽然接到艺专老校长陈之佛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恢复,常书鸿要回敦煌,他说人手不够,正在重庆找人,我已向他推荐了你。他说在兰州已见过你,到兰州时会去找你,到时候你可与他联系。”这样父亲就不急于先到敦煌去,而是继续在兰州等候常书鸿,同时做去敦煌的准备。

不久,常书鸿先生带家人和几个从重庆新招来的美术工作者来到兰州。父亲见到了常所长,常所长说:“在重庆,陈之佛先生向我推荐了你,我知道你的情况。你准备好,我们很快就出发。”父亲立即返回住处,捆好行李,收拾好画具,按约定的时间会合。同行的有霍熙亮、郭世清等几位,还有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大概有十几个人。大家挤上一辆卡车便开始向敦煌进发。

汽车很破旧,坐在上面也不太舒服,但有一个好处一车上没有篷盖,可从车上向两旁张望,观看沿途景色。河西走廊多是高山大漠,戈壁荒滩,很多山上没有树木,与四川的绿水青山迥异。但在这广袤的地面上,也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绿洲簇拥着城镇和村落,生长着树木与庄稼。河西走廊南面有座长长的山脉叫祁连山,山上还有些草原和森林,长着松柏之类的乔木。远望祁连山,能看到一些长年不化的积雪在发光,偶尔还能看到一长队骆驼在荒原上行走,这是一道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色。

那时汽车速度很慢,一天顶多开上百公里,沿途在武威、张掖、酒泉都要住宿过夜。有时常所长有事要办,大家也随之下来走走,或买点生活用品。有一天,大约在安西县境内,汽车出了故障,老是修不好,大家便把行李搬下车,在戈壁荒滩上把被褥铺开露宿。司机说这一带气候干燥,常年不下雨,不用怕东西被淋坏。父亲把被褥铺在几丛骆驼草旁边,躺下来休息。半夜被戈壁凉风吹醒,思绪颇多,浮想联翻。

西部自然环境的确特别,与东部南部大不相同。无怪乎古人多有感叹,李白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叹,王维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之警,王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感……而,历史上又有多少人偏偏迎难而上,终获成功。汉代张骞、唐代玄奘沿着这条道路西行时,吃了多少苦。明知前面要遭受磨难,却偏偏要去做,显然是崇高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指引并支撑着他们去行动。父亲这次去往敦煌,经历了蜀道之险、大漠之艰,但比起那些从蜀道南来北往、在大漠戈壁东西跋涉的古人来说,条件真是好得多了。比起他们所受的苦,现在经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几天的颠簸,父亲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0多公里处,从县城到莫高窟,除了城郊有些农田、庄稼和树木外,大多是戈壁滩。快到莫高窟时,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左手边一座三峰连体的高山,山上隐约有一座庙宇。常书鸿说:“这是三危山,山上那座小庙是王母宫,清代时敦煌人修建的,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莫高窟了。”继续前行一段,果然看见右手边远处鸣沙山一处断崖上布满了一层层洞窟,但崖体下部均被窟前茂密的树林遮挡住了。再往前看,树林上方露出一座多层的木构古建筑。树林前则是从南面远山延伸过来的一道河床,河中流淌着清澈的山泉水。莫高窟石窟崖体大约有1500米长,窟和河床之间的狭长地带上长满了树木,大多是榆树、钻天杨和银白杨。林中和河岸旁边还长着一些类似红柳、芦苇和藤蔓之类的植物,远处林中好像有几座平房似的建筑。河中的几股泉水很浅,汽车就从河床上开过去,直接进了下寺旁的大门。大门在一片高大的银白杨树林的下面,有几位喇嘛、道士和当地人出来迎接。

常书鸿所长将新来的人安排到中寺后面的平房里居住。所谓寺院也只是用土坯修建的几间平房而已。敦煌干燥少雨,倒也不担心土坯房被雨水冲垮。父亲把行李放下,顾不上整理和休息,就和一两个同事直接向洞窟走去,急切想看看洞窟内的古代艺术作品。他们穿过一片银白杨、钻天杨和榆树组成的树林,走到崖畔洞窟前,首先入目的就是那座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大殿,里面是一座巨大的佛像,高达数十米,是唐代塑像。楼边有梯子,可以一层层地观瞻大佛。上至最高一层,可以看清大佛头部的造型,极其雄伟。从大佛的规模来看,也可以想到唐代崇佛之盛。接着大家又去大佛殿旁边的洞窟中观看壁画和彩塑,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

后来父亲回忆说,他之前还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见过这么多的古代壁画珍品,他被这些绚丽精美的作品打动了,忘记了一切,陶醉在壁画彩塑的海洋中。整整十个历史时期,千年的累积,真是杰出的创造,丰硕的成就,卓越的贡献。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和魄力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父亲说:“我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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