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马德

敦煌古代工匠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创造者，留下了包括艺术品和文献在内的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几乎是每一个看到或了解敦煌石窟艺术的人，都会对创造她的这些艺术家们产生无比的崇敬。但由于历史原因，古代文献中没有敦煌工匠的专门记载，我们只是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窥知敦煌古代工匠的一些情况。

从古代敦煌的工匠，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社会生产及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即为人们提供劳动工具和食、衣、住、行需要服务的各行业工匠，如石匠、铁匠、木匠、锁匠、褐袋匠、罗筋匠、染布匠、瓮匠、帽子匠、皮匠、鞋匠、皱文匠、金银匠、玉匠、毡匠、桑匠、泥匠、灰匠、鞍匠、弓匠、箭匠、胡禄（箭袋）匠等；第二类是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也是最具敦煌特色的工匠，如画匠、塑匠、打窟人、纸匠、笔匠等。另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各种行业劳动的家、户等，如制作武器的弩家、榨油的梁户、酿酒的酒户等。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工匠的是，以一家二户为生产单位从事手工业生产，类似我们今天的各类专业。

敦煌古代各个行业的工匠们，按其技术可分为都料、博士、师、匠、生等级别。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者，也是本行业工程的规划、指挥者。他们除了具备本行业的设计、规划及组织施工的才能以外，一般都具有本专业过硬的、高于其他级别工匠的技术，经常亲自参与施工造作。不过，都料级工匠并不是每个行业都有，文献中有铁匠都料、木匠都料、塑匠都料、画匠都料、金银行都料、纸匠都料、弓行都料、毡匠都料等，但在其他行业，如石匠、泥匠、灰匠、皮匠、瓮匠、箭匠、桑匠、洗缫匠、染布匠、帽子匠、鞍匠、锁匠、罗筋匠等，均未见到有关都料的记载。而前者均为工程量大，规模大或者是对技术要求高的行业，或是艺术家的行业；后者一般为不需要进行设计或规划的手工业劳动，如建筑行业的泥匠没有都料，在建筑施工中服从木匠都料的指挥；从事艺术创作的塑匠有都料，但塑匠亦可从事“泥火炉”类的一般泥匠的劳动。

博士是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可以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可独立完成所承担的每一项工程的施工任务的工匠，在各行各业都有。博士之名在开始使用时只是一般雇匠的俗称，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把式”。九世纪以后的敦煌文献中，博士显然是区别于一般工匠的高级工匠。一般被称作匠者，当为能独立从事一般技术性劳动者，在工匠队伍中占多数。匠和博士两级工匠，是敦煌工匠队伍中的基本力量。

工匠的最低一级，是作为学徒的“生”。

古代敦煌细致的社会分工、发达的手工业、进步的技术等等，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劳动创造历史、发展历史的认识。古代敦煌的工匠队伍，是建立在本地资源、本地需要的基础上的一支庞大的手工业劳动者群体。金、玉资源的丰富，使金银匠、玉匠队伍应运而生并扩大为行会作坊；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又有技术全面、工艺先进的纺织业队伍；作为牧业基地，各类皮货加工业也很发达；完整的弓箭制造行业提供了大漠战争所需大量远距离杀伤武器；文化的发达又使敦煌有较大规模的造纸业。而作为佛教圣域，敦煌的振兴和辉煌千年的石窟营造业，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工种齐全、技术高超的石窟营造队伍，这就是古代敦煌工匠的最大的地方特色。

在有关敦煌石窟营造的碑、铭、记、赞文书中，几乎都要对从事石窟营造的“良工”“巧匠”们作描述。在敦煌石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大量反映古代工匠们劳作的画面，如房屋（塔、庙）建造、钉马掌、凿石磨、制陶、酿酒、打铁、纺线、织布、制皮、做靴等，这些都生动地表现了敦煌地方古代手工业劳动的具体情景。10世纪前期建成的莫高窟第72窟还绘有《修塑大佛图》和《临摹佛像图》，我们从中可以直接了解到敦煌古代的塑匠、画匠们从事敦煌石窟艺术创造活动的情景。另外，在公元10世纪的石窟壁画中，出现了较多工匠的供养像及题名，但这只是敦煌几十代千千万万工匠之中的极少数。

从文献记载看，敦煌古代工匠大体为官府、寺院和个体三类。属于官府和寺院的工匠，他们的身份基本是世袭的，属于奴隶或农奴性质的被役使者，没有人身自由。他们所从事的技术劳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常役”。包括都料、博士等高级工匠在内的所有工匠，都受官府的控制。这类工匠可以根据需要互相派遣和役使，并由役使一方提供饮食和适当的报酬。也有一部分官府匠人，他们在从事手工业的同时，还耕种一部分官府分给的土地。而第三类工匠是平民身份的手工业劳动者，他们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和庄园，也不受官府或寺院的管辖，属于自由民，但也常为官府和寺院有偿使役，即赚取雇价，并受到一定尊崇。另外，平民中取得“匠人”以上资格者，可免除部分徭役。这可能是官府或寺院给予的部分特权，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平时工匠们特别是高级工匠任务繁重所致。

在古代敦煌，一部分僧侣，一部分官家、贵族子弟或已在军政部门为官者也从事工匠劳作。这些人亲自操作工匠活计的事实向我们说明，写经、绘画（包括石窟造造）当时是在一种神圣的信念支配下的艺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宗教的信仰，对艺术追求，可以抹去人们之间高贵与卑贱的界线，对古代敦煌人来说，艺术创造的神圣、伟大和崇高更是能让所有的人慑服的活动。

工匠们平常在为官府或寺院所役使时，一般是由官府或寺院按定量供给饮食。但这并不是官府或寺院对所役使工匠们的关心，而是为增加工匠们的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匠们的劳动效率。因为从有关的文献记载得知，平时供给工匠们的主食，各类工种、各个季节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考虑劳动强度的大小或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且多一顿也不供给。工匠们在这里属于服役的劳工待遇。

我们在敦煌壁画中各时代的建筑施工图中可以看到，参与建造施工的工匠们，基本上都是赤身露体。这里固然说明天气炎热和劳作的苦累，但最主要的还是工匠们的贫穷。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张廷珪的官员，在给皇帝的一份《谏表》中曾这样描述：“通什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簟食标饮，晨饮星饭，饥渴所致，疾病交集。”敦煌工匠也不例外。即使是高级工匠也同样如此。

敦煌文书《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告诉我们：赵僧子是一位一贫如洗的高级匠师，所赚报酬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只好将亲生儿子典与他人。他的出身可能也很卑微，没有官府授予的头衔，由此造成生活上的贫困，因而在他自己亲手营造的大量洞窟上，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敦煌文献《王梵志诗》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赵僧子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

当然，工匠中也有像画行都料董保德那样的“家资丰足”者，包括所有在洞窟上作为供养人有画像和题名者。他们一般都是在官府担任一定的职务的高级工匠，或者是出身于贵族和官僚家庭的工匠，但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工匠都是贫苦劳动者，绝不可能以窟主或施主身份，即不作为供养人在窟内画像和题写姓名。耐人寻味的是，不光是赵僧子，我们在文献中没有发现其他的塑匠都料，更没能见到塑匠都料被委任归义军官府小吏的记载。因为塑匠平常需要从事一般泥匠泥火炉一类的活计，故塑匠的社会地位及生活待遇可能与普通泥匠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资格入归义军政府为官。这就有了赵僧子的悲剧，有了塑匠都料与其他行业的都料们的天壤之别。而9、10世纪敦煌官府和寺院文书中有关看望和“屈”（即招待）工匠们的记述，也并不是说明他们关心工匠们的生活，而是“关心”工匠们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当然，工匠们有固定的职业，也使得这种贫穷的生活比较稳定。

古代敦煌工匠们，像历史上的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他们的劳动，包括他们伟大的艺术创造，都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子孙后代，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创造一样，万古长青！

作者简介：

马德生于1955年，甘肃会宁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前所长，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敦煌及秦陇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兼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1978年起从事敦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专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等1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18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完成西部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项，参与完成国家重大项目5项，主持在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一项；主持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