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卫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小儿子常嘉皋先生，为给父母写回忆录，发给我一张照片，说是一张1964年拍摄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全体职工合影照，请我辨认一下照片里的几个人，同时还让我判断一下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常嘉皋先生提供的让我辨识的照片（以下简称“集体照”）

如果说让我辨认照片里的人倒不难，因为1964年距离我1977年到莫高窟工作也就十几年，人们的相貌变化不会有太大，只要在我到莫高窟工作以后见过的，我基本都应该能辨识得出来。但是，这张照片在哪里拍摄，这倒难为我了，因为1964年我才4岁。不过这也不难，照片中的人虽然已过世一半，但毕竟还有人健在，找人问问不就好了。

笔者首先想到的是93岁的孙儒僴先生，孙老先生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虽已退休，却笔耕不辍，记忆力很好。他会用微信，联系方便，再说他1947年就到了莫高窟，见多识广，又是照片中的当事人，让他通过照片背景的古建筑辨认一下是哪个地方一定不成问题。我当即给孙老发信息说：“孙老，我想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为什么全所的人都在这里？”不一会孙老回信说：“这张照片何时何地拍，我都记不清了，好多人我都认不出来，过一阵再看吧”。我想老人家可能身体不适，毕竟93高龄的人了，一时犯蒙也是常情。

又问常嘉皋都咨询过谁？他说问过马竞驰先生，马先生是敦煌研究院前任接待中心主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来到莫高窟工作。马竞驰先生也是照片中的人，起先他认为这张照片是在莫高窟九层楼前拍的，随后又说好像是在榆林窟拍的。而我本人第一眼的感觉是，这张照片很像是在莫高窟的下寺正殿前拍的（即今天的“藏经洞陈列馆”）。也像是在敦煌西郊的西云观或者城里的火神庙拍的。我把这些想法反馈给了常嘉皋，他说关友惠先生也隐约记得是在一个道教的什么地方拍的。道教的地方？这不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下寺、西云观和火神庙可都是道教场所。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大家似是而非的猜测和主观判断，不足为据。

经过几天的调研，所获得的关于这张集体合影拍摄地点的线索不一，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

1、在榆林窟说；

2、在敦煌乡下说；

3、在敦煌城里说；

4、在莫高窟说；

究竟拍摄地点在哪里，成了一个谜。看来必须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才可能搞清楚。笔者根据上述说法，做个排除法分析。在分析之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张照片是在1964年的某一天，因某件大事，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职工留下的一张合影。除了个别人不在其中，基本都被召集在内。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01

在榆林窟说

榆林窟距离敦煌170多公里，六十年代那会，路不好走，很长一段道路崎岖，还要翻山越岭。那个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还没有交通工具，如此兴师动众集结全所几十号人去那里活动定会困难重重。因此该照片摄于榆林窟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我1978第一次去榆林窟，据我的印象，当时的面貌虽然原始，但洞窟及窟前的老建筑至今几乎都没有多少变化，就增修了几件办公室和宿舍而已。榆林窟峡谷不宽，一条大河就占了谷底的一小半，用于建筑房屋的地面十分有限，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房屋院落都很小，没有可容纳这么一座豪华的厅堂建筑，因此榆林窟可以排除。

02

在敦煌乡下说

敦煌近现代居民，都是清雍正年间从甘肃五十六州县移民而来的，据说他们到敦煌后，每个县的移民都要建个庙，因此仅雍正初年到1949年两百年间，当地就建过寺庙120多座，真的是“十里一庙，五里一寺”。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们，或考察，或春游，或劳动路过，去一个寺庙留一张集体合影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受当年交通、道路的制约，他们不可能走得很远，就近去个地方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之前首先猜的是敦煌西郊的西云观。西云观是一个道教场所，位于敦煌西郊党河西岸。1978年我随一帮老先生去西千佛洞、阳关考察，返回途中去观里参观过。该观是敦煌唯一道教建筑，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文革中遭到破坏，但大部分建筑尚存。我去那儿的时候，观里早就没有了道士和香火，到处堆放着村里的柴草，好像还有驴圈牛圈，一片破败之相。隐约记得进去过一个道院，道院的上房似乎和那张集体照的场景相像。但时过境迁，西云观也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修缮改建，会不会还保存有那座建筑？

我当即带领几个学生驱车前往，专程对西云观做一次实地考察。到了观里，正巧遇到这里的主持夏道长。夏道长是西云观八十年代修缮改建的亲历者，据道长回忆：当年的道院早已改建过，就存留了这几间庙，因为是文物，还基本维持着原样，只是稍加彩画了一下，其它都是后修的。我拿着那张集体照和这几间古建一一对照，很多地方都似像非像不能确定。我选了一座最像的建筑，找准与集体照相似的角度拍了几张照片给常嘉皋发去，他看后回信说十分像，让我再确认一下。然而建筑的关键几处细节对不上，再像也没有确认的必要。一个地方的同时期同类古建，多是大同小异，光像还不具说服力，我不能让常嘉皋先生随便写进书里，以留下笑柄。我必须继续找下去，找到与集体照一模一样的建筑。

03

在敦煌城里说

敦煌城内以前也有很多庙，但大部分在文革中拆除，仅存的庙宇就是火神庙。该庙原建筑规模相当可观，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旧城改造，很多建筑被拆除，该主殿因被公家改作单位用房而幸存了下来。

我又抱着浓厚的兴趣专程去火神庙查看，但庙被彩钢板封围得严严实实，连个门缝都不留。路人见我们急切地往里窥探，便告诉我说每逢初一十五才向市民开放。我让学生驮着我爬上墙板，用手机匆匆拍了两张并当场与集体照做对比，因天色将晚拍不清楚，但还是能够看个大概。我惊喜地发现这处古建的柱子、云头、斗拱等部位竟与那张集体照上的建筑十分相似。我当即拨通敦煌市文化馆馆长赵虎先生的电话，联系好第二天进入庙内仔细调查。于此同时，我把最新调研情况给常嘉皋做了通报，而且还激动地给孙儒僴老先生也发去消息说“孙老，我找到了拍摄地点啦”。但不知为什么孙老先生一直没回复我。

然而，当晚回到工作室把照片传到电脑上放大、提亮后一对比，却发现情况不妙，因为两个建筑的关键部位大不相同，害得我白激动一场，还“谎报军情”，贻笑大方。

这个时候我冷静了下来，我想，那个建筑未必就非是一座庙宇，也许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上房也说不一定。既然有可能是城里的一座建筑，那我何不求助于敦煌城里的专家。敦煌城距离莫高窟二十五公里，莫高窟的人大都是外地人，过去一般不进城，对城里的情况未必有当地人清楚。我首先想到了敦煌市图书馆前任馆长魏锦萍女士。魏馆长出过几本著作，正好也写过几篇关于敦煌古寺庙的研究文章，对城里的古建情况一定熟悉。她看了我传过去的老照片后马上回复说：“凭儿时记忆是不是最早的文研所办事处？”她还说隐约记得儿时曾去那个院子跟娃娃们玩藏猫猫猴（捉迷藏），印象中院子挺大，好像也有这么个上房，但不确定，她答应我再问问其他的敦煌人。她的这个线索引起了我的联想，1964年的某一日，文研所的人们全体进城参加全县大会，会后在自己的办事处拍个照留念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她分明说那是在东街，东街的老办事处我记忆犹新，那个院子不大，就几件新式建筑，似乎没有能够建起那么大一个上房的四合院的地盘子。我想她或许当时年幼，可能看上去的房子都很高大。也或许张冠李戴记错了。所以我没有把她这个线索太当回事。 

04

在莫高窟说

常嘉皋一开始给我看那张集体照的时候说，马竞驰先生的第一感觉是，这张照片似乎是在九层楼旁边的某个殿前拍的。但是这个判断很快被他自己推翻了，因为如果在石窟前的某殿前所拍，那照片中的左边就不可能有一座建筑，此外透过集体照前面的人们可以看到该建筑的后墙上有一扇窗户，莫高窟前的所有木构建筑都是依山而立，背后有个窗户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还会在莫高窟的其他什么地方呢？我一开始曾给常嘉皋说过，总觉得这张照片跟莫高窟的下寺的正殿也很像，而且常嘉皋也反馈来信息说，关友惠先生也说过那集体照好像是在一个道教的什么场所。下寺本就是王圆箓道长的三清宫，这不都完全对上了？正在此时，魏锦萍馆长又发来信息说，原敦煌市人大副主任杨忠仁分析：“看样子是在莫高窟拍的，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翻新改造前的三清宫旧址”。敦煌中学校长李磊先生也分析说：“人物都是千佛洞的人，好像是劳动后照的，脚上有泥土，有一个还是赤脚，是一个四合院，背景是坐北向南的正厅，脸上的光线很充足，应该就在千佛洞吧？不会赤脚跑很远的路吧。”是啊，莫高窟只有下寺三清宫坐北朝南，而且出了门就是果园庄稼地，我们刚到莫高窟的时候还和老先生们狠劲干过一阵农活呢。

几个信息都聚焦到了莫高窟下寺，那么下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而且我也听说过下寺确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修过一次，会不会因为这次大修完成后，全所职工在下寺院内上房门前留影纪念？我把这个想法马上向马竞驰先生核实，马先生听后，哦地一声终于想起来了，他说：“就是下寺，对对的，下寺确实在1964年被改建成办公室，原因是当年研究所新进了一些人，樊锦诗院长也是那个时期进来的，工作用房严重不够，常所长就弄了些钱，把原本是堆放杂物的下寺库房翻新成了工作室，并把保护组、考古组、办公室都搬了进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全所的人在下寺合了一张影。”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此集体照在下寺所拍确定无疑。我把消息马上又通报给了常嘉皋，并同时委托敦煌研究院的盛龑海先生帮我拍了几张下寺照片。当照片到手之后却发现，下寺正殿建筑与集体照背景的建筑出入很大。什么原因啊？很多线索都聚焦到了下寺，但为什么建筑一点都对不上？我简直要崩溃了！但我还是不想“屈服”，我想起来下寺在九十年代后期为改建“藏经洞陈列馆”也做了一次翻修，会不会在这次翻修中改变了古建的面貌？才使得今天的下寺与照片中的建筑不同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马上发微信息求助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先生，罗华庆先生对院史研究深刻，他还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承担过“藏经洞陈列馆”策展工作，他一定知道下寺的翻修情况。我发了一条微信过去：“华庆，请教你个问题。常嘉皋一直想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拍的，为什么全所的人基本都在这里，应该是因什么大事的纪念照。好几个人推断这是在下寺拍的，也得到马竞驰的确认。他说1964年翻新下寺做办公室，修建好后将保护组、考古组都搬了进去，可能是为纪念这次改建拍的全所合影。另外，常嘉皋说何鄂先生的女儿何英也说是在莫高窟拍的，但不确定在哪里。我对照了现在的下寺照片，却似像非像，有些建筑构建没有了，会不会是后来再次改建时拆了？我想，下寺藏经洞馆是你做的，应该清楚这两张照片对不上的原因。或者，干脆就不是在下寺拍的。讨教了！”

罗华庆先生马上就回了信息说：“在佛爷庙，缘由是文物研究所有了新的大卡车，常所长提议全所人员最后一次步行进城，中途在佛爷庙休息留影，进城后乘车返回莫高窟，还有一张照片是大家走在敦煌城里的照片。”

我万没料到，都确定无疑的事情再次翻盘，使我前面所做的工作徒劳无功，很是沮丧！既然院里对这张照片早有定论，那还有什么好再追踪的？一定是哪位记性好的长者早就“定案”了，或者院里的资料里本身就有明确记录，不信也得信啊。直接复制粘贴给常嘉皋交差了事吧。但不知为什么，我这内心总是有点疑惑，老觉得哪里不对。因为佛爷庙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全所职工在庙堂前的集体合影，那庙堂矗立在一个孤零零的高台之上，周边似乎再没有建筑，不像那张老照片是在一个四合院中拍摄。但是，我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拿出来说理。正当我要把罗华庆先生给的答复点击发送给常嘉皋之际，看到孙儒僴老先生的微信点红，打开一看，我顿时完全惊呆！

孙老先生是这样回复我的：“经我一再回忆，1964年上级批给所里一部小卡车，就在兰州改装成一部小轿车，这部车开到敦煌。常书鸿所长为了让大家忆苦思甜，全所人员步行进城，进城后在所里租用的一处院里上房前拍照留念，这处房子原是敦煌某大地主或商人的房子。所以比较讲究。租房子的目的是为了职工孩子在敦煌上学，这处房子早已折除。你看人们的穿着，可以和另几张步行在途中的照片相对比，”

孙老先生的回忆和罗华庆先生的说法有一半可对应，但关于那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却南辕北辙。此时此刻，我猛然想起先前提供给我一个线索而我没有在意的魏锦萍馆长的说法，她说她儿时就住在文研所办事处附近（秦州户城关镇附近），曾经常去那个院子里玩耍，印象中的院子里也有这么个上房。如此说来，还真让她说着了？孙老先生的回忆和魏馆长的记忆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地方，那这张集体照的拍摄地，已确定无疑是在六十年代位于东大街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事处了。我即刻给魏锦萍馆长打电话说，你儿时的记忆跟孙儒僴老先生的回忆不谋而合，目前所有的信息都聚焦到了研究所办事处，她听后非常高兴。为了把这个办事处的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我请魏馆长再次帮我咨询一下敦煌的老人。

当日中午我正在榆林窟修佛像，因为解决了一个疑问，心情格外畅快。也正巧碰上了一块在榆林窟修佛像的，多日不见的敦煌研究院保护所老修复专家李云鹤先生，李老也是照片中的当事人，虽已84岁了，但仍然坚持在修复工地，我何不再多找一个证人以证明我们最后的推定。我打开手机请他看那集体照片，我想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确认那张照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城里的办事处拍摄的，然而，老先生只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上寺”，还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问题。这一下我彻彻底底底蒙圈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正在此时，魏锦萍馆长帮我向90岁的张仲老先生打问的情况也过来了，张仲先生堪称敦煌的活资料，做过不少有关敦煌史地和民俗的研究。据他的判断，也说那张集体照背景是莫高窟的上寺，还给我提供了他前不久在上寺正殿前讲述民俗的活动照片。

我急忙把张老提供的上寺这张照片与那张集体照仔细对比，但却发现有诸多不同点，显然不是一处地方。此外我从照片光线上分析，老照片的光线是从正南方投射下去的，无疑是一座坐北向南的建筑，而上寺正殿是座东向西的建筑，两者之间相去甚远。连日来的追踪调研，让我越来越陷入迷茫，已完全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一个是真真切切！

同一张照片，同一张照片中的当事人，回忆起来的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有说在榆林窟，有说在下寺，有说在城里的办事处，有说在上寺，究竟在哪里，莫衷一是，是因为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彻底抹消了人们的记忆？还是我们追踪的思路有些散乱？

我又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办事处的推理上，并再次通过魏锦萍馆长向敦煌当地的老人打问文研所办事处的情况，但几位老人关于办事处的描述很不一致，好像说的都不在一个时间段，有说是南街的陶家大院，有的说是东门附近的范家大院，也有说是在秦州户的元生和商号（今敦煌沙洲夜市），总之不出县城东南这一块片区。究竟哪座大院是真正的研究所办事处？哪个院子里有那么大一个和集体照环境相似的正厅上房？却无人口述得清楚。

我把这个信息发给孙儒僴先生后，孙老马上就回信说：“照片不是陶家，也不是范家，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研究所共租过四处地方做临时住处。照片上的房是第三处，是六十年代供孩子上学租的房子，决不会错。”如此说来，那张照片就是在六十年代的第三处办事处院内的上房门前拍摄的，已确凿无疑。我可以给常嘉皋先生一个完满的交代了。

据敦煌的老人们说，文研所那几十年的几处办事处，一直都在以秦州户为中心的城中东南这一块片区。

然而最后还有两个问题没有释疑，就是罗华庆先生提供的在佛爷庙之说，究竟对不对。我再次请教孙老先生，他的回复是：“佛爷庙也有过一张集体照，但佛爷庙的两侧没有房子”。这下证实了我先前的质疑，也说明以往介绍这张图片时，并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把那张集体照也笼统地归入到了佛爷庙，然而这张集体照的实际拍摄地，就是敦煌文物研究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三处驻城办事处。

另外，关于这张集体照的拍摄时间，很多书刊记述不一致，有说是在1964年，也有说是在1965年，我把这个问题向孙儒僴老先生再做求证：“孙老，那次全所徒步进城，究竟是1964年还是1965年，好几个材料上说法不一”，孙老回信说：“我记得是1964年，不会错”。

05

用四幅照片还原那年那日真实情景

以下四幅集体照片，均是在1964年9月30日同一天拍摄（一些书籍上写的是1965年，有待考证）。那一天，敦煌文物研究所究竟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竟召集全所职工参加这一盛大活动，而且在不同的地点拍摄了多幅集体照？据孙儒涧和罗华庆两位先生说：1964年，上级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拨了一辆汽车，常书鸿所长为了让大家忆苦思甜，带领全所人员沿着过去一直行走的戈壁老路做最后一次徒步进城，进城后再乘坐新接来的汽车返回莫高窟。而下面这几张照片，正是当年全所职工徒步进城，在几个重要的节点留下的纪念照。我们可以推理想象，当年常书鸿所长带领全所职工，浩浩荡荡从莫高窟出发，步行二十多里，到达了的第一站——佛爷庙。（简直就是当今“徒步游”创意活动的鼻祖！）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集体照，位于佛爷庙遗址

佛爷庙，位于今月牙泉镇中渠村的荒漠地带。由于它地处莫高窟和县城中间，过去人们去莫高窟朝山敬佛往返都要在这里歇脚。1943年，由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先生组成的中央研究院西北科考团历史考古组，曾两个多月驻扎于此庙，对周边的古墓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向达先生在工作期间，还风趣地用当年抗战期间的一个热词，为佛爷庙取了一个别致的名称——中途岛。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集体照，位于佛爷庙另一个角度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研究所工作人员往返县城，不论步行，还是赶着马车、驴车，都必然要在这个戈壁荒漠的“中途岛”稍事歇息修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县城至莫高窟修了公路，老路荒弃，古庙冷落，敦煌人的“中途岛”沦为废墟。从这两张照片中可以看出，人们在此流连徘徊，可见一种情结在内。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集体照，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敦煌县城

莫高窟到敦煌县城的戈壁之路（老路），要比后来修建的公路近一些，但也要行程四十里。从“中途岛”到县城再行二十里，就到达了敦煌县城。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年我们的那些前辈多么得精力旺盛，徒步四十多里还这么精神抖擞。

此外，我最初之所以把那张殿前拍的集体照与火神庙联系起来看，就是因这张莫高窟人行走于敦煌大街的照片产生的联想。我怀疑右侧上方的古建即是火神庙。火神庙座落于敦煌城小北街，那里曾是一处较大的广场，这里不仅有戏园子、也有摊点集市，还经常举办庙会，是当时敦煌一处繁华热闹的地方。莫高窟的人从山上下来，在这里集合，用相机记录下当时进到城里的状态，也合乎情理。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集体照，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城办事处。

我们苦苦追踪的这张图片的拍摄地点，应该是本次徒步进城活动的最后一站，即：敦煌文物研究所驻城办事处。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当年，研究所有了自己的汽车，结束了以往进城要靠步行或用马车、驴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人们自然欢欣鼓舞，在乘自己的车回莫高窟之前，于本所驻城办事处院内再留下最后一张合影，将是多么的有纪念意义！

（台阶上左起 : 1.苏发春、2.李振甫、3. 段文杰、 4.孔金、5.霍熙亮、6.李永宁、7.侯兴、8. 常书鸿 、9.贺世哲、10.李云鹤、11.姜豪、12.马竞驰、13.刘忠贵、14.潘玉闪、15.孙纪元、16.刘玉泉、17.祁铎、18.李复、19.孙儒僴、20.王炳。

台阶下左起 : 1.樊兴刚、2.肖默、3.孙修身、4.施娉婷、5.李承仙、6.何鄂、7.万庚育、8.蒋毅明、9.樊锦诗。）

作者简介

杜永卫，非遗敦煌彩塑技艺传承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高级环艺设计师，教授。历任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副所长、敦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东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东京艺大客座研究员；中央美院雕塑系传统课兼职导师；兰州交大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师大敦煌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客座教授；酒泉职业学院特聘教授；江南石窟艺术指导专家。敦煌中国画研究院学术院长，《当代敦煌》总编辑。